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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二,合宪性解释是法院适用法律的自然要求。
第五部分讨论的是善治的价值,这是全球性图景中的新成员。或许,正如比较宪法学者所期望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无限的法律趋同,横跨文化与世界历史大幅度地系统化。
我们很难把这些原则与实践看做是宪法认可的。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自由化与促进政治自由主义和政治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善治的信念被称作支配西方广泛援助政策与开发思维的新正统观念。相反,危险在于他们会不假思索地陷入这样做的情形。这一过程使得该原则的范围能够扩张(或限缩),后来则通过把正当程序扩充到所有的决定者而被重塑为一种行政程序。向代议制立法机关负责的独立审计官。
这体现的事实是,行政法的主要制度是在19世纪确立的,通常以着重强调三权分立或权力功能性分离的宪法为背景。第二,下面要提到的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模式。当代行政面临民主赤字这一事实,要求变革传统行政法治模式。
全球化发生的领域首先是在经济活动领域。一般认为,政治是意志的表达,行政是意志的执行。因此,参与有效性的保障也需要相应的与行政决定和决策的体制相匹配的结构。虽然信息并不等于知识,但如果没有必要的信息,参与者对知识的运用就会变得极其困难,从而极大地约束参与者的行动能力。
这种使行政活动合法化的技术可以被归纳为通过形式合法化的正当化,实际上是将政治正当化问题转化为形式合法性问题。一个公共决策过程必须考虑对各种知识的合理运用,这意味着公众、专家和政府都是重要的知识主体。
例如,在一个关于发电厂建设的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申请人、竞争者、相邻权人等具有直接利益,电力消费者、一般公众等主体具有利害关系,但并不是直接利益者,而是一般利益者。正如当代著名行政法学者韦德所观察到的:有人曾说,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2·为各种利益的代表参与行政过程提供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程序。以上两条重点要求程序的平等、公正。
很明显,这是参与、讨论和协商的核心。盲目的扩招导致了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下降、就业困难,各大学也因此债台高筑,教育的理念被市场化的车轮碾得粉碎。通过利益主体组织化而展开有序的、有效的公众参与,是政府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选择。假如各种利益代表和公众参与了行政过程,但并没有一种体制性的结构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考虑或回应,那么在逻辑上和现实中,这样的参与都可能被符号化而徒具形式。
市场机制的理念是效益最大化,而民主的价值在于多数人同意。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并不清楚行政决策所涉及的相关利益。
在区域层面上,有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而行政活动的政治化、国家行政的社会化、行政立法的大量兴起以及贸易、投资管制的国际化等,使原有的行政法治模式为行政活动提供民主正当性的能力日益匮乏,从而造成了行政的民主赤字。
27协商民主理论是一种规范性(而非描述性、解释性)民主论,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自由主义(市场式或经济式)民主论(以熊皮特为代表)与共和主义民主论(以卢梭为代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利益代表和公众参与为政治化的行政过程引入多元主义合法化机制,通过使各方有效参与这一民主化过程而使行政的结果具有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这正是民主行政的内蕴之意。在行政过程中,公众的监督权表现为通过参与行动而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而这种制约主要是通过程序上的表达、竞争、评价等行动来实现的。当代行政国的出现是对市场失灵的反应,但物极必反,政府干预的扩张又带来了政府失灵12问题。如果行政机关在政策或决定的形成过程中为所有可能受影响的利益主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就可以通过这些参与者的协商而达成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妥协。今日之政府不但要履行传统的基本职能,更被期待去承担积极回应各种各样社会需求的职能。
③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10页。因此,保障有效的参与式治理,必然呼唤一种承认参与者的利益主体与知识主体双重地位的行政体制结构。
15[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事实上,早在1971年,卡尔·凯瑟就指出,跨国家政治总是通过加强技术统治、专家联合的方式削弱民主所承担的责任。
这导致了欧盟的行政活动在根本意义上缺乏民主正当性。行政立法的出现和兴起,作为法治国理念面对行政国家现实所作出的妥协,还存在民主正当性的问题。
当代行政的民主赤字概念,则是在当代行政的政治化情境中所提出的。协商民主是基于对程序化票决式民主的批判和反思而提出的。在传统理论中,行政被理解为对立法指令的执行。36参见王锡锌、章永乐:《大众、专家和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政府如果不能为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众缺乏畅通的信息渠道,那么所谓的面向公众的政府,也就沦为一场滑稽剧或悲剧或悲喜剧的序幕。传统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合法化解释,所遵循的正是形式主义法治的路径。
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和协商不但具有工具意义上对行政民主性补强的功能,而且具有独立价值。⑦伴随着对行政所期待目标的变化,行政活动职责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传统行政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政府权力的消极机制,无法触及政府积极行政的一面,也无法通过规则、目标与行政过程选择的一致性来解释行政活动的合法性。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30在这个定义中,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权威的多中心化,而不是再以政府为单一中心。43参见王锡锌:《公共决策中的大众、专家与政府》,《中外法学》2006年第4期。人类的相互依赖从未如现在这样密切,但与此相伴的民主赤字问题也日益突出。而将公众参与引入行政过程以弥补行政民主性的不足,需要特别强调参与者的权利保障以及参与程序的意义,因为权利的充实给参与者以主人感,而公平的程序可以使参与产生一种公平的心理效应。
21欧盟是当今区域化发展中民主赤字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22参见李巍:《如何认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http://WWW.europe.sdu.edu.cn/ouzhouzhongxin/php/article.php/31.23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谈判活动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谈判结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的公布,人们才知道我国究竟作出了多少让步。
(3)在多元文化和利益交织的现代化社会中,协商民主可以有效促进不同文化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流与理解。现行的公共行政体制虽然强调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的三位一体模式,但在实践中,政府对决策所涉及问题以及方案的选择都具有话语-权力结构意义上的垄断性权力,这导致了公众和专家的角色被虚化。
39因此,充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公众在主体意义上的参与资格,而且还是在行动意义上的有效行动能力。这样看来,对行政国家时代行政过程的合法化解释,已经不再是通过对漏洞百出的传统模式进行缝缝补补就可以做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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